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生態搬遷進行時：搬出深山天地寬
來源：海南日報 2020/6/8 9:44:03 點擊：5465
很長一段時間里，鸚哥嶺被動呈現出兩種“分裂的形象”。
在鸚哥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站站長劉磊和同事們的眼里，這里保存著華南地區連片面積最大的熱帶森林之一，無論從物種、生態系統，還是景觀的多樣性來看，都堪稱“資源富礦”。
但同一片莽莽大山，在白沙黎族自治縣南開鄉高峰村村民符國華眼里，卻只有爬不完的溝坎和難拔的“窮根”。
一“富”一“窮”之間，交織出生態與貧困同心疊加的困境。
如何解局？始于2015年底的一次生態搬遷，讓高峰村下轄的道銀、坡告兩個自然村30戶142人實現下山安居，也讓更多生活在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內的百姓形成共識：下山，才是治本之策。
從白沙南開鄉高峰村到五指山市暢好鄉毛慶村，再到東方市東河鎮苗村，對這些位于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內的村莊，政府的生態搬遷工程在持續深化，通過人口轉移、生態修復、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政策等措施，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意蘊漸趨清晰。
山路難行
發展與保護之矛盾何解
盡管搬下山已經3年多了，年近六旬的符國華依舊會每天騎上摩托車，一頭扎進鸚哥嶺的深山里。6月2日，身為鸚哥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護林員的符國華巡山時，特地拐到了保護區腹地的道銀村原址。他驚訝地發現，村民搬走后，這里成了野生動植物競相生長的天堂，“以前還沒注意過，原來我們老家的山上這么美。”
在黎語里，“道銀”是一千捆稻的意思。這個聽起來就很富足的村莊，卻和高峰村下轄的方通村、方老村、方紅村、坡告村其他4個自然村一樣，是白沙偏遠窮困的村莊。
在這里生活了大半輩子，符國華熟悉每一座山頭的地形，卻找不到一條像樣的路。“山上只有人踩出來的路，經過雨水沖刷，像牛背一樣難以落腳。”符國華說，過去，他和鄉親們跋山涉水，步行六七個小時，同一條河蹚過五六次后，才能抵達40多公里外的南開鄉政府。
因為山路難行，村里的孩子大部分只讀了小學或中學，便在家務農。上山打獵，開荒種山蘭稻、橡膠，甚至挑上幾筐豬崽上山養……村里人什么活都干，可再能吃苦，也只夠解決溫飽。
“高峰村人口一度達到一千多人，但人多地少，大家每天都吃不飽。”原道銀村村民符金海回憶道，在生存壓力下，高峰村曾于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嘗試過兩次扶貧搬遷，但因搬遷目的地土地有限，后續產業未能及時跟上，不少村民又搬回了大山。
政府尊重村民們的選擇，將水泥路從縣城修至方通村、方老村、方紅村，又于2013年投資375萬元，啟動了什富村至道銀村的沙土路工程，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行路難的問題，但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之間的矛盾卻始終未得到根本解決。
隨著政府封山育林政策的落地，以及2004年鸚哥嶺省級自然保護區的成立，打獵、砍樹等傳統生產方式不再被允許。為改善村民們的生活條件，保護區通過推廣林下套種技術、共管林果合理采摘等舉措，促使絕大部分百姓與保護區之間的關系，由“對立”轉為“盟友”，但仍有極個別思想傳統的村民，還延續著舊的生產生活方式。
劉磊坦言，高峰村地處核心保護區，即使村民轉變生產生活方式，人類活動也難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在重重矛盾與種種嘗試之后，生態保護區的百姓究竟何去何從？
重啟搬遷
村民遷出大山實現全脫貧
解開窮鎖，是從一紙生態搬遷方案的下發開始的。2015年底，白沙縣政府發布了生態搬遷方案，全面實施對道銀村、坡告村30戶142人的生態搬遷工作。
有了兩次整村搬遷的失敗先例，如何避免村民回遷、返貧的歷史重演？總結經驗教訓，經過反復論證，白沙的生態搬遷工作終于有了新思路：利用縣域資源就近安置，每戶村民分配一套住房；人均安排10畝橡膠林，每戶提供一個護林員的工作崗位，扶持發展其他產業；制定搬遷戶家庭子女高中教育免費等一系列優惠政策。不到一年的時間，一座嶄新的現代化黎族風情村寨在山外重建。道銀、坡告兩村也合并為銀坡村。
2017年1月1日，這是刻在符國華心頭的一個日子。這一天，他從“老家”——一座由茅草屋改建成的泥墻鐵皮屋頂房，搬進銀坡村兩層樓高的新式民居，真正體會到了什么是“美麗鄉村”。
“村里配套建設了水泥路、太陽能路燈、塑膠籃球場、飲水工程、污水處理設施，騎摩托車30分鐘就能到縣城，老人看病、小孩上學都方便得很。”符國華介紹，政府給每戶每人分配了10畝可開割的橡膠林，扶持發展禽畜養殖、養蜂、益智種植等產業，并安排部分村民當上護林員，通過育產業、促就業，幫村民實現了多渠道穩定增收。
更讓符國華感慨的是，搬出大山3年多，村民們的眼界變得越來越寬。
位于銀坡村村口的一處百香果種植基地，準備開啟新一輪種植。“都說百香果產業前景好，我們也想試一試。”銀坡村種養專業合作社負責人介紹，該村百香果產業以“政府+企業+合作社+貧困戶”的模式運行，如今吸納了銀坡村及周邊村莊百余戶村民，除了果園分紅，參與務工的村民每月還能再領到兩三千元工資，大伙干勁十足。
“以前山上產業少，大家都是日曬三竿才起床，不像現在，活兒多到忙不過來呢。”符國華隨口舉了幾個例子：村民符金海盤活近20畝荒地發展咖啡、菠蘿蜜等種植產業，村民符金城種了約20畝水果椰子，而被選舉為銀坡村村民小組長的自己，也帶著村民在村外租地種植秋葵、龍須菜……
改變，不僅是村民的生產選擇和收入變多。這兩年，銀坡村外出務工、考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大伙的精神面貌也越來越好。
“3年過去了，當初搬出大山的30戶居民如今安穩生活在銀坡新村，沒有回遷，更全部實現了脫貧。”在白沙縣脫貧攻堅指揮部有關負責人看來，把村民搬出來，只是生態搬遷工作的第一步，要讓他們搬遷后能“穩得住”，必須用系列配套政策和舉措，消除村民對未來生產生活的顧慮。幸福感提升了，人自然留得下來。
涵養生態
計劃2021年完成生態搬遷470戶1885人
人類活動逐漸退場，意味著為野生動植物“騰挪”出了更多生存棲息的空間。
“才短短3年多時間，村莊舊址已和周邊原始山林融為一體。”高峰村駐村第一書記郭立兵介紹，自道銀、坡告兩個自然村完成搬遷后，白沙相關部門陸續拆除舊址上的村民住房，并因地制宜地補種重陽木、五味子等適合本土生長的樹木共119畝，吸引了許多野生動物來棲居與覓食。
“現在我們路過時，經常能看到松鼠、蛇活動的蹤影，有時還能看到野豬新鮮的排泄物。”在劉磊看來，以自然生態修復為主、人為修復為輔的生態搬遷工作，正在持續恢復道銀、坡告兩村舊址的區域生態涵養功能。
長期研究海南熱帶雨林生態保護的海南大學教授任明迅認為，這是因為一定的人為干預，能有效幫助遷出區的“空白生態位”完成合理演替。
海南日報記者在采訪中注意到，有關部門并非簡單粗暴地拆除高峰村遷出區的建筑物，而是本著科學利用、節約實用的原則，保留了村委會辦公樓、村小學等配套較好的建筑設施，用于建設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科普基地，以便今后科研人員在此“落腳”，開展課題研究、研學等活動。
自坡告村、道銀村的首輪生態搬遷試點成功后，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啟動了第二輪生態搬遷。
根據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相關總體規劃，第一步，2019年9月啟動高峰村下轄的方通村、方老村、方紅村3個自然村118戶498人的整體搬遷，預計2020年完成；第二步，對保護區內剩余的8個自然村352戶1387人實施生態搬遷。
第二輪搬遷共涉及白沙、五指山、東方、保亭四個市縣，計劃2021年完成全部470戶1885人的生態搬遷。
相比2017年的首輪搬遷，本次搬遷涉及人數更多、規模更大，但高峰村黨支部書記符志明卻明顯感覺“阻力”小了很多。“首輪搬遷時，村民擔心搬下山后住不習慣，也怕生活沒著落，起初并不愿搬。”符志明說，這次的搬遷政策，相比首輪搬遷更加完善，群眾的搬遷意愿明顯高了很多。
“你當初搬遷補償拿到了多少？今年還有生態補償和產業分紅不？”幾天前，符國華接到了住在方通村的堂哥符洪清的電話，能明顯感覺到，從最初的遲疑到如今的期待與興奮，符洪清對于生態搬遷的意愿越來越強烈。
高峰村生態搬遷的故事，是一個啟示：政府不僅要算好“生態賬”，也要顧及普通百姓關心的“經濟賬”。搬去哪兒？搬家后怎么生活？補償能不能到位？一系列關乎搬遷群眾生計的問題被匯總收集，最終形成了一份詳盡的《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生態搬遷方案》。
位于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范圍內的其他市縣，在參照搬遷方案的同時，又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條條可供借鑒、值得推廣的創新做法。
“除了提供基本的就業、產業支持，我們還會對搬遷群眾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并依托市區、特色小鎮及旅游景點、景區，吸引和扶持搬遷群眾從事旅游服務、商品經營、餐飲、運輸等二、三產業。”五指山市林業局副局長張圣介紹，該市共5個自然村143戶491人被納入生態搬遷范圍，搬遷安置住房的施工招投標工作將在本月啟動。
除白沙、五指山外，目前東方、保亭也已啟動各自搬遷實施方案的編制及其他前期工作，通過生態搬遷，給予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建設最有力、最直接的支持。
社區共建
人與“山水林田湖草”彼此依存
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約占海南島陸域面積的1/7，范圍涉及全島9個市縣，這意味著與國家公園相關聯的，遠遠不止上述470戶1885人。除了對核心保護區內的村莊進行生態搬遷外，其他社區百姓又該如何與國家公園共處？
在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的相關規劃中，社區福祉被提到與生態保護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綜合評估社區資源稟賦、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交通配套等基礎上，國家公園內的社區定位被分為搬遷型、服務型和旅游型，外圍社區也將利用其區位優勢進行適度開發，作為國家公園的“入口社區”，承擔訪客中轉和集散功能。
“在引導核心保護區群眾逐步遷出的同時，我們正圍繞保護、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合理劃定國家公園內及周邊區域的功能分區，實施差別化保護管理，把最應該保護的地方保護起來，合理探索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省林業局局長夏斐介紹。
實際上，自然保護區與周邊社區的共融共建，在海南早有嘗試。
以鸚哥嶺為例，該保護區周邊社區涵蓋7個鄉鎮19個行政村的103個自然村，涉及約2萬名群眾。2008年，保護區與周邊19個村委會簽訂保護區內的集體土地共管協議，摸索試驗了稻鴨共育、復合耕作、生態養蜂、林下混種等一批適合本地社區的農業項目，并在社區內招聘了一批有威望、熟悉保護區環境的百姓作為管護人員和社區協調員，逐步引導群眾參與到國家公園的建設、管理與保護中。
“自2014年以來，我們探索出一種‘保護區+社區’的自然教育模式，即以保護區的自然觀察、認知、游戲為主，社區的民俗體驗為輔，讓公眾探訪保護區時，既能感受當地生物多樣性，也能走進周邊社區體驗不同的民族文化，社區百姓也能通過銷售民俗工藝產品等方式實現增收。”在鸚哥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站工作人員周薇看來，通過引導社區建立與國家公園保護目標相一致的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人與“山水林田湖草”就能彼此依存，形成一個真正的“生命共同體”。（記者 李夢瑤 曾毓慧 通訊員 石潔）
